Passage画廊在Instagram说明
下周六，欢迎来到达令广场图书馆，与政治活动家兼行为艺术家肖鲁和 Passage画廊联合总监 Ashleigh Jones 一起参加一场特别的艺术家对话，他们将解读这位艺术家当前展览“JUNK”的主要主题以及她过去创造历史、定义流派的作品。
本次对话将以普通话和英语进行。
本次活动免费，将在达令广场图书馆的创意空间举行。请通过我们简历中的链接回复。
本次活动由悉尼市创意基金和达令广场图书馆 @cityofsydney @darlingsquare 赞助
讲座主题：出世与入世
主持人：Ashleigh Jone
讲演者：肖鲁
翻译：yuan Yu
地点：悉尼Darling Square图书馆
时间：2024年7月13日下午2:30-3:30pm
很高兴Passage画廊在Darling Square图书馆安排这个讲座。我的个展《垃圾》正在Passage画廊展出，7月19日结束，还有一个星期时间。这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作品。从6月14日展览开幕以来，我不定期去画廊，每次画100张宣纸，至今有1400张涂抹水墨的宣纸堆积在画廊空间。这次讲座的主题“出世与入世”，是针对这些年我的个人经历以及对社会艺术的一些个人感悟，与大家分享。
关于作品《垃圾》
一个黑屋子透过一面玻璃，24小时对外开放的空间。
一张黑桌子，一瓶墨汁，一支毛笔，几沓宣纸。八个红色的灯管。
我不定期地来到Passage画廊。在一张张的宣纸上用墨汁随意涂抹， 然后把它们抛向空中，渐渐地垃圾充满了空间。
中国几千年的文人墨客，行走山水花鸟之间的超然，品味笔墨的儒雅风流，逃避现实的出世美学，成就一代又一代封建集权的帝王江山。
我来自中国，那里有着严格的艺术展览审查制度，到处都是不能碰触的红线。艺术机构和艺术家的自我审查侵蚀着每个人的灵魂。
黑色包围着我，恐惧、压抑、无助、愤怒、绝望、自由、呐喊、反抗….
还有；去他妈的！
垃圾！！
—— 肖鲁
这是《垃圾》展览的陈述，最初给策展人的时候有这第四段，后来去掉了！主要觉得要说的东西几句话说不清楚。后来做着做着，觉得这件作品针对的问题，不仅仅是展览的审查问题，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根基。所以又加上这一段。
简单谈一下我的背景，我1962年出生在中国杭州，1979年考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这是文革后第一届招生。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启蒙阶段。我从小一直是仇视西方文化思想的教育，所以八十年代的开放，是对西方思想的开放。我非常有幸在这段时间完成艺术学院的学习。1979年到1984年就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间休学一年），1984年到1988年就读杭州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
八十年代中国人的基本工资是每月36元人民币（7澳币），没有房和汽车，街上没有酒吧和咖啡馆。在街上看到外国人，都是非常好奇的眼神。在一片文化沙漠上，突然接触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那种体验是非常兴奋的。这也是为什么1989年大学生会走上街头，这与八十年所接触的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有关。
这是我就读杭州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展的场景图片，我的作品《对话》在这里展出。简单谈一下《对话》创作背景，八十年代开始向西方打开一点门，浙江美术学院的一些老师有机会去海外学习交流，西方也有一些学者来到中国，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从法国巴黎到浙江美院的壁挂艺术家万曼，他在1986年在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万曼壁挂研究所”。
在大学二年级时候，正是与万曼的接触，我开始用材料做作品。二年级和三年级，我用的是部分材料，部分绘画。四年级的《对话》装置，我原先的想法也是电话亭用材料，男女后背是画的，是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的郑胜天老师建议我用黑白照片，他是我的毕业班指导老师之一。
《对话》作品的原始意图源自在附中的Me Too经历，这导致我在年轻时情感受到严重伤害，无法面对自己，也无法面对与异性的相处关系，《对话》作品从形式上看，是一对男女背对观众打电话，中间悬挂的话筒告诉人们，对话的不通。它呈现出我当时情感困惑的处境。
这件作品完成后，在当时浙江美术学院引起很大轰动，许多外系老师和同学都来观看这件作品。老师看学生作品都会习惯性评论几句。许多话都不记得了，唯独和工艺系宋建明老师的一次对话，让我无法忘记。那天他来看作品，第一直觉这件作品中间的镜子太干净，需要破一破。就这个破，我们谈到速度，提到了用枪。宋建明老师说完也觉得不可能，这个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打枪这个想法却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去不掉。这与我内心为什么做这件作品有关。Me Too经历所带来的仇恨，是想去打这一枪的主要动机。1988年曾经问浙江省射击队的朋友借过枪，结果在毕业展那天，他从射击队借枪出来三小时没找到我，把枪还回去了。所以1988年打枪的想法没有实现。
1988年的这件作品刊登在《美术》杂志封底。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这件作品被选入1989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前几天和passage画廊的策展人谈起这个展览时，我还开玩笑地说，1889年在中国美术馆能举办这样的展览，是因为当时人们对现代艺术这个事儿没搞明白。而当时的大环境，前面谈到的意识形态的一点点开放，导致人们对没有见过的现代艺术，有一种心理上的好奇。八十年代是一个不可能再有的时代，这是经济浪潮到来的前夜，理想主义的真空岁月。
好！许多人可能都知道《对话》这件作品的作者权纠纷，直到今天还有争议。这里简单聊一下，从作品构思到装置《对话》完成（见《美术》杂志），从打枪想法到我借到枪，直到打枪那个点为止（见行为视频和照片），我完成一个创作者所有的环节。作者已经成立，可是怎么会造成作者权的错误呢？所有的错误都在打枪之后发生的。这张照片是打枪之后唐宋被误抓的照片，它被经常用来证明唐宋是作者的证据。视频和照片都是我打的枪，为什么会抓他。应该是警察没有看到我打枪，闻声而至，我和唐宋正好一起离开现场。警察第一直觉这是男人干的，所以抓了他。我是下午四点到中国美术馆自首的。
开幕式第二天，1989年2月6日，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以“Police in China Close Art Show after Artist Shoots Her Work”为题报道了这个新闻，这里英文用的是女的她，3月6日时代周刊报道这个展览，只提到肖鲁，没有提到唐宋。应该说展览之后的国际大媒体报道都没有错。问题出在做这件作品的心理因素，让我无法面对外界去谈论这件作品，所以失语了！
而我和唐宋因为这个事情，被关押在北京东城区拘留所三天，在一次审讯后，记得在走廊里我们相遇，在那个特定环境下，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在我心里油然而生。出了拘留所，所到之处，都在问为什么要打这一枪。当时的我，就像这张照片所显示的那样，总是低头回避什么。而在一旁的唐宋却在侃侃而谈，这无形中造成一种假象，唐宋是这件作品的主要作者。而且就在拍这张照片的当晚，我们好了！1989年11月的中国美术报，栗宪庭的一篇文章，《对话》的作者就变成：唐宋、肖鲁。
1993年12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杂志Andrew Solomon的文章，主要是写栗宪庭和中国的一些当代艺术家，在写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时是这样写道：“两个艺术家向他们的装置开枪”。到这里，我的装置作品变成两个人的装置，我开的枪，变成两个人开枪。这篇文章把栗宪庭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我去年曾经写信询问Andrew Solomon，这个信息从哪里来的？至今没有回复。
在与唐宋生活的15年里，我把自己关闭在一个自欺欺人的所谓爱情世界里，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是庄子的出世哲学。但是不面对问题，问题还在那里。年轻时虽然看了一些西方哲学和人文思想的书，但由于经历不够，大部分都没看懂。2002年，我发现自己突然看进去了。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引导我开始面对自己的内心，一个巨大的黑洞慢慢的打开，为什么不敢面对《对话》这件作品？为什么不敢面对年轻时的Me Too经历？而面对这些，首先就要面对《对话》作者权错误。它已经写进许多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书里。
2003年10月，我创作作品《15枪……从1989到2003》，它的构思就是《对话》背对观众的我开始转过身来，面对自己和沉默的15年，它正式拉开争作者权的序幕。2004年第一次在北京“美术同盟”网站上公开说，这是我的作品，不是合作。2004年底到2006年，我撰写自传体小说《对话》，2010年在香港大学出版社中英文出版。
2005年栗宪庭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还是坚持说：“唐宋和肖鲁用一只左轮手枪向他们自己的作品《对话》开枪。所以根据这个判断，纽约时报杂Andrew Solomon的信息，应该来自栗宪庭。他们所说的，是完全不顾基本事实的谎言。
1989年开枪之后，我选择逃避现实（出世）。沉默的15年，我几乎没有做什么作品。2003年争作者权，我选择面对现实（入世）。我开始重新做作品，并顽强地面对争作品权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因为栗宪庭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权威地位，使我阻力重重。其实争议的焦点，并不是这件作品作者的事实不清楚，而是我与一个男人生活15年，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我的作品就应该属于这个男人。另外，一个男人剽窃作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件事情的公开，有损于这个男人的面子。用他们的话说：我的理赢了，德输了！
在争作者权过程中，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西方的艺术机构和策展人，看到他们对事实客观的态度。比如英国的泰特美术馆，美国的MoMA，在看到这件作品的许多文献后，坚定地支持我是《对话》的唯一作者，《对话》作品以肖鲁的名义在TATE和MoMa的馆藏展中展出。这些经历让我思考，形成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这也让我开始关注一些社会问题，作品逐渐从个人走向社会。
介绍部分作品《精子》2006、《婚》2009、《醉》2009、《情书》2010、《秃头戈女》2012、《清洗》2013、《皮纸间》2013、《合一》2015、《极地》2016、《人》2017、《圣水》2017、《纠》2018、《弄潮》2019、《游行》2019、《倾斜》2019。
《垃圾》这件作品的灵感，基于我在中国的生存处境和我到澳洲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谈谈中国的作品审查，让我真正感受到展览审查制度化是在2017年，我的行为方案《纠》与北京两家私人美术馆合作的失败，让我感受到主办方和策展人的恐惧。最后这件作品，我是2018年在自己工作室完成。之后我在中国的展览机会越来越少，因为我的作品里有许多反抗的因素，这些都是审查过不了的。2019年我去香港三次，参加最后一次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六四烛光集会，参加多次“反送中”游行，并在2019年9月12日在香港10号赞善里画廊实施行为《倾斜》，公开支持香港人的抗议行为。这一切都触犯了中国政府的红线。
2020年国安法发布后，首先几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在网络上发表写我的文章都被删除，周围有认识的人，因为支持香港被抓。我参加一些展览，被告知上了黑名单。我之所以愿意呆在中国，是因为我的艺术创作土壤在中国，那里有创作艺术的灵感。直到成蕾和杨恒均被抓，我感到澳洲公民的身份也不安全，危险可能随时降临到我的头上。这里说一下，我1989年到1997年在澳洲悉尼住过八年，拿到澳洲公民身份后到中国呆了23年，2021年1月7日再次回到澳洲悉尼。现在我回中国是签了保证书才能拿到签证。其内容是：保证在中国期间，不从事任何与艺术相关的活动。
从一个没有言论自由，艺术作品处处受到审查的国度，来到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我是带有希望的。可是到悉尼三年后，我的希望变成《垃圾》这件作品背后的一些思考。
刚才看了一些我的作品，水墨作品在我的作品里是非常小的比例。但它们在澳洲却非常受欢迎。水墨作品反复被一些在悉尼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学者写文章报道，让我感到疑惑和诧异，我的那么多作品，为什么只写我的水墨作品？这里举一个例子。通过朋友翻译，了解到NSW大学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学者Lynne Bowarth & Paul Gladston，撰写我的水墨作品《合一》和《人》文章，发表在“Divan”杂志。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前卫旨在通过艺术建构一种他称之为的“中国性”，是一种后现代态度。具备当代/传统的模凌两可的特性，同时是当代文化呼应中国传统社会中绅士对艺术的态度。他认为，这导致中国前卫与西方前卫的旨在挑战建制的态度截然不同，我的水墨作品印证了他的观点。问题是如果写我的作品，只写水墨，就不是肖鲁。因为那些挑战自我和建制态度的作品，才是我作品的主要特性。Paul在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绅士对艺术的态度，那应该是一种出世的逃避现实态度。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大致是山水和花鸟两大类，这一类作品无论在那个朝代，除了在笔墨构图上有所不同，大体上都是超然世外的语境。以李津为代表的新文人画，吃喝玩乐为其主要特征。这一类作品好像是入世，但它的特点是岁月静好，及时行乐。这些作品对封建集权统治者来说，不会构成任何危险和挑战。Paul的确看到了西方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但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垃圾。
由于中国严格的展览审查制度，目前在中国可以被展出的当代艺术作品，只能是像Paul所说的那样，具有当代/传统的模凌两可的作品。那么想一想，如果一种思想，一件作品，不能把作者的意图说清楚，它只能产生在高压控制下的社会。我之所以选择出国，是发现在恐惧中，没有人敢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隐喻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到处都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久而久之就不会说自己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话说才能安全，最后都变成模凌两可的特性。这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性，是集权党文化制度下，违背人性的悲剧。让我吃惊的是，在澳洲看到的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如同中国展览审查制度下的现象，很少看到与中国现实相关的作品，这需要引起警觉。
在澳洲会听到有策展人跟我谈，艺术超越政治这个话题。作为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可以选择超越政治的作品，但也可以选择介入政治的作品。因为自由民主社会的根基，是我有选择的自由。而在一个集权社会，政治控制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在没有自由选择的前提下，谈艺术超越政治是一个伪命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是否还停留在西方美术馆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层面。比如说必须有水墨、陶瓷、山水、花鸟等一些带有特定中国古代作品的符号，才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这些作品和几千年前的中国符号有关系，和中国的现实没有关系。这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对中国现实不了解情况下，对中国表面化的认识。随着对中国的了解，这种现象应该有所改变。
艺术无非就是说什么？怎么说？艺术发展到今天，什么形式都可以用。说什么是你的思想，怎么说是审美。我喜欢的艺术家，是通过作品，看到它背后人的精神特质，以及艺术家对所处生存环境的敏锐思考。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会随着时间和环境而变化，在不确定中不断拓展艺术创造力的可能性，这是活的艺术。
虽然我在澳洲看到一些让我值得深思的问题，但在这里，我可以在墨尔本MARS画廊，以中国“清理低端人口”和香港“反送中”的现实题材为主题，做个展“记忆的尊严”。在悉尼与Passage画廊合作，《垃圾》这么具有政治和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可以完全自由表达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在中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民主制度所带来的可能性。
我的每件作品都是生命中特定语境下的产物，生活中带给我的种种困惑，往往是产生作品的因素，所以《垃圾》这件作品只能产生于悉尼。也许是Passage画廊2003年8月4日写信联系我时，介绍这是一家装置艺术画廊。所以我用时间和行为，去完成了这件活动的装置作品。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感谢Passage画廊和Darling Square图书馆给予我这次机会。感谢近一年来，与我合作的Passage画廊策划人Ashleigh Jones, Marco Rinaldi, Patrick Madden, 谢谢yuan Yu的翻译！
肖鲁
2024年7月13日于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