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对话》从1989年展览至今的十几年里，在过度解读中被奉为典型、广为谈论，并受理论界珍爱，也让国内外开始认识中国的前卫艺术。
但从那以后，中国的前卫艺术却从萌芽转入“地下”或向国外发展。
本刊记者 / 何晓鹏
11月22日晚，前卫装置艺术作品《对话》，出现在嘉德国际拍卖公司举办的“当代艺术二十年”专场拍卖会上，并以231万元的成交价格，被一位国内收藏家买走。
就这样，这个曾作为中国前卫艺术代表的作品，在“消失”17年后，因高价被拍卖和她一起又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
在场内，一位身穿风衣的中年女子安静地坐在人群之中，看着拍卖师叫价、落棰……她就是肖鲁——《对话》的作者，那个在1989年2月5日，中国美术馆内因向作品开枪轰动当时的女人！
《对话》，伴着枪声成名
事情要从17年前说起，1989年2月5日上午9点，“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中国前卫艺术在80年代的一个总结性展览。这次展览把中国前卫艺术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几乎所有具代表性的前卫艺术家们，第一次在现代艺术的旗帜下集体亮相。展览作品从绘画、摄影、摄像到装置、行为，占满了整个中国美术馆三层所有展厅。
在美术馆一层的第一个展厅，立着两个用铝合金、玻璃材料制作的电话亭，两张真人大小的青年男女黑白照片被装裱在电话亭的门上，中间的镜面背景下，是一部话筒垂向地面的电话，电话亭下铺满了人行路所用的方砖，代表着公共空间的环境，作品《对话》寓意沟通的欲望与中断。
11点10分，一个身穿黑色大衣的姑娘站在电话亭前，右手握着一把手枪，对准两个电话亭间镜子里的自己，开了一枪，接着，又是一枪。
这姑娘就是当时26岁的肖鲁，来自上海油画雕塑院——《对话》的作者。
枪响后，人群开始混乱，警察在乱中误抓了一个男子——与肖鲁一同离开展厅的朋友——唐宋。
很快，大量的警察赶到美术馆，展览被暂时关闭。
不久，被现场艺术家护送出美术馆的肖鲁回到美术馆找到警方自首。
事发当晚，“美国之音”对此事进行了报道；随后，包括国内的一些报纸，及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各国新闻机构都报道了此事。大家那时都以为被警方误抓的唐宋也是《对话》的作者之一。一瞬之间，《对话》成了世界闻名的作品。
“因为，中国公民不允许携带枪支，更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开枪，当肖鲁在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开幕式后开枪时，人们立刻想到是行为的暴力感和对法律的挑战。很自然，媒体特别是国外媒体会立即想到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美术批评家、现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担任艺术史及建筑史系教授的高名潞先生，这样解释《对话》在当时被世界关注的原因。
中国美术馆的官方背景、警方的介入、展览的关闭，使《对话》这个集装置和行为于一体的作品一下具有了政治色彩。
而对《对话》意义的进一步阐释，则是在肖鲁和唐宋被释放之后。
事件发生三天后，当肖鲁再次出现在已恢复展览的中国美术馆，面对众多媒体和人们的询问时，她选择了沉默，没有对作品作任何解释。而身处一旁的唐宋则把自己对《对话》的理解作为创作思想向大家解读。
于是，包括美术理论界在内的大多数人认定这部作品是由肖鲁与唐宋共同创作的。之后，肖鲁与唐宋两人的相爱更加深了人们对此的误解。
个人作品的时代误读，不论肖鲁的创作动机是怎样具有私人性，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对话》的主题与开枪的行为，让人们视其为一件不同寻常的作品。
“枪击事件”成为了“中国现代艺术展”中的最亮点，《中国美术报》在当时发表文章《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把“枪击事件”作为“85新潮美术”的终篇。
美术批评家栗宪庭评价说，“两声枪响就成了新潮美术的谢幕礼……唐宋和肖鲁的两声枪响把新潮美术的‘临界点’又往前推了一步。‘临界点’即前卫艺术家所寻找的强加给社会的新观念和新样式的范围极限。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精神，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独特现象。”(转引自徐虹《“她”·“他们”·“他”》)
至此，事件从发生、发展到被过度解读，每一个过程都几乎与肖鲁的创作动机和思想完全脱离干系。
正如高名潞所说，“当肖鲁打完枪之后，她就完成了这件作品，之后的事情就跟她没有了关系。”
《对话》于社会层面和美术批评层面的意义，在原作者保持十多年失语的情况下，已经被他人定型。“可以说，直到2003年，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说法没有任何改变。”高名潞说。失语的个人解读
2003年，肖鲁在沉寂了15年后，开始向外界披露《对话》作品中“开枪事件”的整个过程，并讲述自己为什么会在当初选择沉默。
人们这才恍然，作者的创作意图与这个十多年来的宏大政治解读没有丝毫联系，更多只是反映作者少女时代的隐秘情感，而之后“将错就错”的选择性沉默也取决于肖鲁对个人情感生活的态度。
肖鲁创作的《对话》的真实原因，缘于少女时代一段被侵害的经历和一些感情历程，因为某种原因，肖鲁不愿在目前把它公之于众。
访谈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来，你在大家的眼里几乎消失了，去哪了？
肖鲁：1989年之后，国内现代艺术走向低谷，我就去了澳大利亚。直到1997年才回国。然后就在杭州和北京两地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对话》真实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肖鲁：每个人做艺术的状态不一样，很多艺术家可能通过一个理念一个观念来做个东西，但我……属于体验型，一定要根据一件非常具体非常真实事的感受，摸着具体的感觉走。选择用电话亭，也是因为触动我的那段个人经历跟电话亭有关。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怎么想到开枪的？
肖鲁：这是我在浙江美院毕业时创作的一件作品，当时一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老师看到后，对我说，“这件作品太干净了，需要破一破。”既要有速度又不破坏镜子，于是就想到了枪，但毕业展出那次阴差阳错没有打成。后来到北京展览，正好有朋友家里珍藏着一把枪，就开始犹豫。展出的前一天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那一枪的打与不打，还没最后决定。起身一把拉过被子盖过头顶，把自己闷在里面。黑暗中，爱与恨的失落与绝望，把自己又一次推向生与死的魔网，一股压不住的气在体内涌动。枪声又一次在耳边响起，仇恨伴随着枪响，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结束了。于是1989年2月4日晚上十点多钟，我终于最后下了打枪的决定。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开枪之后选择了沉默？
肖鲁：我不说是因为它真实，我真的说不出来。这个过程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我逃避，我没法面对我为什么做这件作品，我为什么打这一枪。其实我要编一个谎言，编一套说法也可以，但我没有，我失语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样看外人对《对话》的过度阐释？
肖鲁：作品的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太多了，那件作品我从来没有觉得它有多么伟大，伟大的意义是理论家阐发出来的，它有特定的历史时期，又打在中国美术馆里，各种因素凑在一块。
我最近写东西才真正明白了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因果的，如果没有七十、八十年代那么多年轻人读哲学书，读到那种疯狂的程度……那个时候没有赚钱的机会，也没有物质的诱惑，只有哲学的诱惑，哲学是一个超前的东西……人们都很纯粹，艺术也很纯粹，虽然也有部分人为了名而迎合，但不像现在(的人)既为名又为利。
中国新闻周刊：何时你能面对它了？
肖鲁：从2001年开始，我突然觉得想找回自己了。于是从2003年开始，我一边要回《对话》的署名权，一边开始做些作品。2003年，我制作了《15枪……从1989—2003》，对着自己的照片，一年一枪，整整打了15枪，梳理自己这15年的生活。
从2003年12月底，肖鲁用一年半，写了一本11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在自传里，她把自己一直逃避的成长经历和情感历程一一道出，她自言这是一个挖取自身脓包的痛苦过程。因为书里牵涉到很多仍然在世的当事人，这本书将不会在国内出版。
